苏轼

Su Shi

导赏

宋代文学以词为代表，其实宋代的散文有很多佳作，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就有六位是宋代人。这时期的散文很多样化，其中一种是以建筑物为题材的「记」。除了写建筑物，作者往往在当中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和欧阳修《醉翁亭记》，就是其中代表作。
宋代古文家中以欧阳修为领导者，而其中才华横溢的苏轼，作品可观性最高，这里介绍他的名作《超然台记》。这篇文章写于熙宁八年，与苏轼的两首词作《江城子》是同一年的作品，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在此之前，苏轼经历了父亲、妻子相继去世的伤痛，又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与挚爱的弟弟分离。他最初任杭州通判，到熙宁七年又调到密州。密州的环境比杭州差得多，治安也不好，苏轼起初有些不习惯。到第二年他慢慢适应下来，开始修葺居室园圃。在园的北面有座靠城墙的台，已很残破，苏轼把它修整一新。他在济南任职的弟弟苏辙闻得此事，为台命名为「超然台」，并写了一篇赋送赠，苏轼也因此写了这篇题记。
一般的「记」多先写地理环境和主题建筑，然后再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苏轼这篇《超然台记》却与别不同，前半篇先说理。第一段开头即点出主题句「凡物皆有可观」，说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观赏之处。既有可观之处，就会令人快乐，不一定是奇特瑰丽的东西。粗劣的酒一样可以醉人，果蔬草木一样可以吃饱。按此推理，他认为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快乐。
第二段是主题思想的阐发，可见苏轼的道家思想。苏轼说人都喜欢求福而辞祸，认为福可喜而祸可悲。可是人的欲望无穷，能满足人欲望的事物却有限，美恶取舍常引致人内心的交战，以致可乐之事少而可悲之事多，这就变成求祸辞福了，岂不是与人所追求的相反了吗？苏轼认为人常被外物蒙蔽，因为只着眼于物之内，而没有着眼物之外。事物本来没有大小之分，如只从它的里面去看，便会觉得它又高又大，使自己眼花缭乱，难以有适当的判断，情绪也常随之起伏，这是很悲哀的。这种「游于物之外」的「逍遥」和「物非有大小」的「齐物」观念，都出自庄子的道家思想。
文章第三段转为叙述，前半先写自己到密州后的情况。开头以三组工整的排比句，写从钱塘（杭州）调到胶西（密州）后的生活对比，明显看到密州的环境比杭州差得多，一处是湖光山色富庶之地，一处是田野密林贫瘠之所。苏轼到任时，当地收成不好，盗贼满野，治安欠佳，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很多人都会认为他一定是很不快乐了。从他在初到密州时写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可见，他确曾感到孤苦不乐，词中的他「尘满面，鬓如霜」，思念亡妻，「无处话凄凉」。幸好过了一段日子他已适应下来，这里说自己在当地生活了一年后，容貌更加丰满，白头发也日渐变黑。他渐渐喜欢这里淳朴的民风，当地的官吏和人民与他相处融洽，大概是他的管治也不错。
下面接着写修台的经过。苏轼在密州安顿下来后，开始整治园圃，清洁屋宇，又到林中伐木，修补破损的地方。他再集中写其中一座建筑物，是在园林的北面，依着城墙所建的台。这座台原已很残旧，苏轼把它修葺一新。台修好后，苏轼常常与友人登台览景，舒展心志。
第四段写他在台上所见的景色和活动的情况。首先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写台上所见景色。向南望是马耳山和常山，它们若隐若现，好像有隐士居住。东面是卢山，秦代的卢敖逃避为秦始皇求神仙，就是在那里遁隐的。西面可望见穆陵关，地势像城郭一样，仍然留存师尚父（姜子牙）和齐桓公等政治家的遗风。北面可俯视潍水，令人不禁慨叹，想起淮阴侯韩信的功业，哀悼他不得善终。
下面再写他在台上的活动。这座台高而稳，地方大而明亮，冬暖夏凉。这么好的地方，苏轼也就常常与友人登临，无论是下着雨雪的早上，还是有清风明月的夜晚，他们都流连忘返。他们采摘园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鱼，酿酒煮粟，一起吃喝，十分享受而发出「乐哉游乎」之叹。这里的描述有点像欧阳修在《醉翁亭记》所写的与众同乐情况，而苏轼所写少些政治理想，多些个人面对困境的自处，显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更深。
文章最后写这座台的命名，也再一次点题。原来这座台名曰「超然」，是由他的弟弟苏辙命名。苏轼和弟弟的感情十分要好，他请求调到密州，也是为了和在济南任官的弟弟接近一些。苏辙听到哥哥在密州的生活情形，便写了一篇赋送赠，更为台起名「超然台」。知兄莫若弟，他应该十分了解哥哥的心态，认为他已做到超然物外了。苏轼显然也很喜欢这个名字，便写了这篇题记，说明自己「无所往而不乐」。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但内容很丰富，集说理、抒情、叙述、写景于一身。其中可看到苏轼的生活态度和主要思想，说理清晰，又不会故作艰深，叙事明快之余，又不乏优美工整的修辞，读来清新可喜。
文章前半先说理是较特别的安排，也让读者先了解他的想法，才更易明白他在恶劣环境中种种自得其乐的举措。他借用庄子的观点，心态超然物外，便无论在哪里都会快乐（安往而不乐）了，这无疑是他在失意、孤苦之时为自己找得的出路。道家思想在苏轼的人生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他日后遇到更大打击，被贬到更偏远地方时的精神支柱。他写《超然台记》时大约四十岁，谈这种困境中的自处之道时还有些刻意，要自我解说一番。到后来他被贬到荒芜之地的惠州（广东）、儋州（海南岛）时，已不需解说而自得其乐，可说是到了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