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Su Shi

導賞

宋代文學以詞為代表，其實宋代的散文有很多佳作，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就有六位是宋代人。這時期的散文很多樣化，其中一種是以建築物為題材的「記」。除了寫建築物，作者往往在當中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們熟悉的范仲淹《岳陽樓記》和歐陽修《醉翁亭記》，就是其中代表作。
宋代古文家中以歐陽修為領導者，而其中才華橫溢的蘇軾，作品可觀性最高，這裡介紹他的名作《超然臺記》。這篇文章寫於熙寧八年，與蘇軾的兩首詞作《江城子》是同一年的作品，當時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職。在此之前，蘇軾經歷了父親、妻子相繼去世的傷痛，又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與摯愛的弟弟分離。他最初任杭州通判，到熙寧七年又調到密州。密州的環境比杭州差得多，治安也不好，蘇軾起初有些不習慣。到第二年他慢慢適應下來，開始修葺居室園圃。在園的北面有座靠城牆的臺，已很殘破，蘇軾把它修整一新。他在濟南任職的弟弟蘇轍聞得此事，為臺命名為「超然臺」，並寫了一篇賦送贈，蘇軾也因此寫了這篇題記。
一般的「記」多先寫地理環境和主題建築，然後再抒發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蘇軾這篇《超然臺記》卻與別不同，前半篇先說理。第一段開頭即點出主題句「凡物皆有可觀」，說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觀賞之處。既有可觀之處，就會令人快樂，不一定是奇特瑰麗的東西。粗劣的酒一樣可以醉人，果蔬草木一樣可以吃飽。按此推理，他認為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快樂。
第二段是主題思想的闡發，可見蘇軾的道家思想。蘇軾說人都喜歡求福而辭禍，認為福可喜而禍可悲。可是人的欲望無窮，能滿足人欲望的事物卻有限，美惡取捨常引致人內心的交戰，以致可樂之事少而可悲之事多，這就變成求禍辭福了，豈不是與人所追求的相反了嗎？蘇軾認為人常被外物蒙蔽，因為只着眼於物之內，而沒有着眼物之外。事物本來沒有大小之分，如只從它的裏面去看，便會覺得它又高又大，使自己眼花繚亂，難以有適當的判斷，情緒也常隨之起伏，這是很悲哀的。這種「遊於物之外」的「逍遙」和「物非有大小」的「齊物」觀念，都出自莊子的道家思想。
文章第三段轉為敘述，前半先寫自己到密州後的情況。開頭以三組工整的排比句，寫從錢塘（杭州）調到膠西（密州）後的生活對比，明顯看到密州的環境比杭州差得多，一處是湖光山色富庶之地，一處是田野密林貧瘠之所。蘇軾到任時，當地收成不好，盜賊滿野，治安欠佳，又沒有甚麼好吃的，很多人都會認為他一定是很不快樂了。從他在初到密州時寫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可見，他確曾感到孤苦不樂，詞中的他「塵滿面，鬢如霜」，思念亡妻，「無處話淒涼」。幸好過了一段日子他已適應下來，這裏說自己在當地生活了一年後，容貌更加豐滿，白頭髮也日漸變黑。他漸漸喜歡這裏淳樸的民風，當地的官吏和人民與他相處融洽，大概是他的管治也不錯。
下面接着寫修臺的經過。蘇軾在密州安頓下來後，開始整治園圃，清潔屋宇，又到林中伐木，修補破損的地方。他再集中寫其中一座建築物，是在園林的北面，依着城牆所建的臺。這座臺原已很殘舊，蘇軾把它修葺一新。臺修好後，蘇軾常常與友人登臺覽景，舒展心志。
第四段寫他在臺上所見的景色和活動的情況。首先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寫臺上所見景色。向南望是馬耳山和常山，它們若隱若現，好像有隱士居住。東面是盧山，秦代的盧敖逃避為秦始皇求神仙，就是在那裏遁隱的。西面可望見穆陵關，地勢像城郭一樣，仍然留存師尚父（姜子牙）和齊桓公等政治家的遺風。北面可俯視濰水，令人不禁慨嘆，想起淮陰侯韓信的功業，哀悼他不得善終。
下面再寫他在臺上的活動。這座臺高而穩，地方大而明亮，冬暖夏涼。這麼好的地方，蘇軾也就常常與友人登臨，無論是下着雨雪的早上，還是有清風明月的夜晚，他們都流連忘返。他們採摘園裏的蔬菜，釣取池塘裏的魚，釀酒煮粟，一起吃喝，十分享受而發出「樂哉遊乎」之歎。這裏的描述有點像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所寫的與眾同樂情況，而蘇軾所寫少些政治理想，多些個人面對困境的自處，顯示他受道家思想影響更深。
文章最後寫這座臺的命名，也再一次點題。原來這座臺名曰「超然」，是由他的弟弟蘇轍命名。蘇軾和弟弟的感情十分要好，他請求調到密州，也是為了和在濟南任官的弟弟接近一些。蘇轍聽到哥哥在密州的生活情形，便寫了一篇賦送贈，更為臺起名「超然臺」。知兄莫若弟，他應該十分了解哥哥的心態，認為他已做到超然物外了。蘇軾顯然也很喜歡這個名字，便寫了這篇題記，說明自己「無所往而不樂」。
這篇文章篇幅不長，但內容很豐富，集說理、抒情、敘述、寫景於一身。其中可看到蘇軾的生活態度和主要思想，說理清晰，又不會故作艱深，敘事明快之餘，又不乏優美工整的修辭，讀來清新可喜。
文章前半先說理是較特別的安排，也讓讀者先了解他的想法，才更易明白他在惡劣環境中種種自得其樂的舉措。他借用莊子的觀點，心態超然物外，便無論在哪裏都會快樂（安往而不樂）了，這無疑是他在失意、孤苦之時為自己找得的出路。道家思想在蘇軾的人生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他日後遇到更大打擊，被貶到更偏遠地方時的精神支柱。他寫《超然臺記》時大約四十歲，談這種困境中的自處之道時還有些刻意，要自我解說一番。到後來他被貶到荒蕪之地的惠州（廣東）、儋州（海南島）時，已不需解說而自得其樂，可說是到了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