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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性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无文，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1，木性实而花萼振2；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3；犀兕无文，而色资丹漆4；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5之中，织辞鱼网6之上；其为彪炳，缛采7名矣。
圣贤的书辞，都叫做「文章」，这不就是说它有文采吗？水的性质是中虚，因而它在表面上能结成波纹；木的体质很结实，因而能发出花萼；这是说「文」不能离开「质」的意思。虎豹身上如果没有斑文，它们的皮子便和犬羊一样；犀兕的皮子尽管很好，但它们表现色采，依然要靠丹漆去加以涂饰；这是说「质」仍有待于「文」的意思。至于以意匠组织文字去综述性灵，或描写物象，其所表现的精彩，我们当然不能不加以文采之名了。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8是也；二曰「声文」，五音9是也；三曰「情文」，五性10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11，五音比而成韶夏12，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孝经》垂典，丧「言不文」13。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14，而五千精妙15，则非弃美矣。因此，凡能构成所谓文的，把它分别起来，不外三种：一、以五色去表现的，我们叫它为「形文」；二、以五音去表现的，我们叫它为「声文」；三、以五性去表现的，我们叫它为「情文」。五色配合便成黼黻，五音和谐便成韶夏，五性发抒便成辞章，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孝经》上说：「丧言不文，」这可知道君子平常立言并不是完全朴素的；老子讨厌虚伪，所以他说：「美言不信，」意思是说：话说得太好听是靠不住的，可是他所写五千言的《道德经》，却是精妙非常，这可看出他也并不是主张放弃美的。
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16，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17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庄周说：「辩雕万物，」这是说写文章要以辞藻去加以修饰的意思；韩非说：「艳采辩说，」这也是说文章要写得和锦绣一般艳丽的意思；文辞的变化，简直弄到要以艳丽去加以渲染，以藻饰去加以刻画，总算达于极点了。我们玩味上面《孝经》和老子的话，可以知道不问文质必一本于性情；细察庄周和韩非的意思，则可看出不问华实都嫌过于淫靡；假如我们能够正本清源，从清浊和邪正上去加以选择，则庶几乎可以把文采运用得恰到好处，而使其无过与不及之差了。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彩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18生于淑姿；文彩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19，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
铅粉和黛墨这两种东西，本来是女子用以修饰她们的容貌的，可是一个女子其所以能够美目流盼，巧笑倩兮，毕竟还是靠她天然的风韵；美丽的文字，本来是用以修饰言辞的，可是文章的辩不辩或丽不丽，也还是要看作者的性情怎样。由此说来，如同一种织品，情好比是文章的经线，辞好比是理论的纬线，要经线正了，然后纬线才能有所成就；必须理论确定，然后辞旨才能畅达；这便是立文的本源。古代诗人的那些篇章，是先有了情，然后因情以造文；后来辞人所写的赋或颂，却是因为先要写一篇文章，然后因文而造情。何以见得如此呢？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盖风雅20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21；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原来国风和大小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诗人志在把他们的愤郁之情蕴蓄着，而以吟咏去发抒他们的性情，以讽示在他们上边的人物，这便是以情造文；后来的诸子百家，不过为的要驰骋夸饰他们的文章以沽誉钓名，这便是以文造情。因此之故，如果文章的重点在情，便往往能够简约而真实；反之，如果重点在文，便难免流于淫靡或烦复而泛滥。可惜后来的作家，采取了这种泛滥而忽略了真实，抛弃了从前的风雅，而只效法近来的辞赋，因此弄得发抒真性情的作品一天天稀少，专着重在文采的篇章却多起来了。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故有志深轩冕22，而泛咏皋壤23；心缠几务24，而虚述人外25。真宰26弗存，翩其反矣27！。有种人本来萦情于利禄，却偏要表示清高；本来留心于当世之务，却偏要高谈到人世之外，一点真意也不存在，这当然与立文的本意相反了。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夫桃李不言而成蹊28，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29，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30，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31，殆谓此也。
我们要知道桃李尽管不言，但桃树李树的下面却有许多行人所造成的蹊径，这是因为有实物自然诱导人去采摘；兰草本来很香，可是由男子手种的却不见得芬芳，这是因为缺少了一种真情的感应。像草木这样细微的东西，尚且离不开真情实感，何况文章本来是以表达一个人的意志为原则的，如果所说完全与意志相反，这种文章如何还能够信今传后呢？原来我们把辞句联系起来而加以藻饰，其目的在说明一种道理；如果藻饰过分而徒逞诡辩，反而会把我们的心理弄得模糊起来。由此可知以翠羽为纶，以桂为饵，反而钓不着鱼，所谓言语容易为一种浮辞所掩蔽，也就是这个道理。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闲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赞曰︰是以衣锦褧衣32，恶文太章；贲象穷白33，贵乎反本。夫能设谟34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35，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闲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36矣！赞曰：因此《诗经》上所以说「衣锦褧衣」，即是说穿一件锦绣的衣服，上面一定还要罩上一件薄薄的单衫，便是不欢喜文采过于眩目的意思；《易经》上说「白贲无咎」，便是说绚烂到极点依然要归于朴素的意思。如果能够以一定的轨范去控制我们的理论，同时能把我们的心情安顿得很妥适，然后以适当的心情吐辞，从正当的理论去加以辞藻，使得虽有文采而不湮灭其本质，虽博洽而不陷溺我们的心情，所表现出来的是朱蓝的正采，被屏弃的乃是红紫的杂色，能像这样去好好写出一篇文章，便真可算得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再总括上面的意思加以赞说：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37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立言一定要靠文采才能流传得很久远，这句话是可信的。能够把真实的心情表达出来，便自然富有精采。吴锦尽管非常好看，可是容易变色；舜英尽管非常美艳，可是朝生暮死；这犹之乎我们所写的一篇文章，只是充满了浮辞滥采，而缺少了真实的情感，一经玩味，便会令人生厌的。
导赏
本文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文风而加以批判，认为除文采以外，必须还要注意一篇文章的内容，换言之，不单只要注意文，还要注意质。这篇文章分成三大段，而最后结以一赞。第一段提出文质两字，作者对文并不忽视，可是为针对当时的文风，乃把质看得更为重要。又标出「性情」两字，说明作文之要，贵乎有真性情贯注其间，离开性情而专重文采，则非「立文之道」。第二段继续畅发上段「性情」两字的意思，更提出「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两个主要观念，说明文必与情相生，不「体情」而专「逐文」，则真意索然，正与立文之道相反。这是本篇最有精采的一段。第三段更反复就「情」「实」「理」三字加以阐发：情要真，事要实，理要正，而目的则在做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赞是就全文加以总括，有时是一种结论，有时也用以作补充，《文心雕龙》全书，都是这样一种做法。
文学批评的文章，纯粹是议论文的体裁，不过与普通的议论文不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作品，除了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外，还得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所以本文的造句遣辞，摛藻扬芬，也极典丽矞皇之至。至于这篇文章的结构，多用排偶，这种文体盛行于六朝唐初，即后世所谓的「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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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杨桂康（粤）、程广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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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译文：《友联活叶文选》，友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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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赏：《友联活叶文选》，友联出版社（文）、杨桂康（粤）、程广宽（普）
作者／出处
刘勰
刘勰，字彦和，南北朝时梁东莞莒人，（其地原属山东，东晋侨置南东莞郡，南齐改东莞，即今江苏武进县。 ）生卒年代不详，但《南史》本传称其少时「依沙门僧祐（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居」，又称其「深受昭明太子（萧统，公元五〇一——五三一）爱接」，其著《文心雕龙》成，曾取定于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以这三个人的生卒年代推算，则刘勰的时代不出公元五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上半期之间。 勰「博通经论」，曾与沙门慧震撰经证于定林寺，功毕出家，改名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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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联活叶文选》，友联出版社
创作背景
《文心雕龍》計十卷五十篇，據說只存四十九篇，《隱秀》一篇為後人補作。這是中國一部最早的文學批評，這一篇《情采》，便是這部書的五十篇之一。情者文章的內容，采者文章的辭藻，齊梁文勝而質亡，一般作者多競尚辭藻，而往往把內容忽視，劉勰因此強調的指出這種毛病。劉勰本人並不是說辭藻不要緊，即以他這部《文心雕龍》來說，又何嘗不在辭藻方面十分講究？不過他所說的不是浮辭，而確實有他的見解就是了。
資料來源：
《友联活叶文选》，友联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