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文人相輕1,自古而然。傅毅2之於班固3,伯仲之間4耳;而固小之,與弟超5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6,下筆不能自休。」文人之間,互相輕視,古來就已如此。傅毅對於班固,優劣相差其實有限,但班固瞧不起他,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武仲因了能寫文章,作蘭臺令史,提筆就是一大篇,無法收煞。」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夫人善於自見7,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8。斯不自見之患也。人最會自我炫耀,但文學不止一種體裁,很少能具備一切長處的,這樣,就都拿自己的長處,來輕說別人的短處。俗話說:「家中一把破掃帚,看成千塊大洋錢」,這就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毛病。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9,廣陵陳琳孔璋10,山陽王粲仲宣11,北海徐幹偉長12,陳留阮瑀元瑜13,汝南應瑒德璉14,東平劉楨公幹15: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16,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17,仰齊足而並馳18。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今日的文人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這七位大手筆,學問知識,全無半點遺漏,辭藻風格,全不依傍他人,都是在文學原野上跨駿馬馳驅千里的健兒,昂頭齊腳,難分上下;但他們卻都能彼此敬佩,這也真夠難得的了。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蓋君子審己以度19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20,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21《圓扇》《橘賦》,雖張、蔡22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事實上,有教養的人自會審察自己,然後衡量他人,所以能避免上述過失,從事文學創作。王粲的辭賦最不錯;徐幹常有齊國文章那種鬆馳現象,但可與王粲媲美。如王粲的《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的《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就是張衡、蔡邕的作品,也不比它們更好。不過他們的其他文章,就不能到達這種水準了。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琳、瑀之章表書記23,今之雋24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25也。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是今日最精彩的。應瑒諧婉但不豪壯,劉楨豪壯但不緻密。孔融風格高妙,有人所不及的長處,但不能立論,立論時道理跟不上辭藻,甚至夾些諷刺挖苦來搪塞;至於他高明的地方,卻可趕上揚雄和班固。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26宜雅,書論27宜理,銘誄28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一般人捧自己不清楚的,輕視靠近自己的,崇拜名聲,不問實際,又有不易認識自己的毛病,自以為了不起。其實文學的原理本無差別,只是形式不同:奏議應該典雅大方,論說應該理路周密,記敍重在符合實情,詩賦要求清新華美;這四種體裁,各各不同,因此普通能手只能有一方面的長處,唯有通才才能具備適應各種體裁的才力。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以氣29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30雖均,節奏同檢31,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32,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學重在風格,風格的高下各具本質,不能用勉強的努力達成;這譬如音樂,曲調板眼可以相同,音節旋律可以一致,至於調氣時輕重緩急的不齊,巧妙笨拙的完全繫於平素的修養,就是父兄,也不能替子弟更正的。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蓋文章,經國33之大業,不朽之盛事34。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35,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36,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37,周旦顯而制禮38;不以隱約39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文章,是維繫國家命脈的重要事業,是立言永垂不朽的偉大工作。壽命總有終了的時候,富貴榮華僅能是生存之日的享受,這二者全是必然的命運,不像文章那樣能永恆地流傳。因此古來的作家,把生命獻給筆墨,把心靈化成作品,不靠歷史的記載,不憑權位的力量,名聲自然流傳到後世。因此,文王在幽囚時仍推演《周易》,周公在顯達時仍制作禮樂,不會因了倒霉就不理,也不會因了得意就另作打算。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40,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41,斯志士之大痛也!這樣,古人不愛惜整尺的玉璧而愛惜分寸的光陰,也只是怕時間白過罷了!但一般人多不努力,貧賤時就被飢寒駭倒,富貴時就被逸樂麻醉,於是只去作現實的安排,忘掉了千秋的事業。歲月消逝了,身體衰老了,一下子就跟着萬物的變化而不見了——這才是志士最大的悲哀!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融等已逝,唯幹著論42,成一家言。孔融等全已故去,僅徐幹著有《中論》,完成了自己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