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导赏

《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文中抨击当时社会上五种人，包括学者（称先王之道的儒墨）、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和商工之民，指他们是社会的蛀虫（蠹）。《五蠹》全文很长，共有七千多字。这里所选只是篇中最前部分，内容是抨击第一「蠹」儒墨学者恢复先王之道的主张。
文章开始时，韩非用历史发展进程来论证复古的不切实际，列举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古代人物。他们都为人民解决问题而被奉为圣王，包括上古时代的有巢氏、中古时代的鲧、禹、近古时代的汤、武。韩非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如果在夏代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一定被鲧、禹取笑；如果在商周时代决渎治水，一定被汤、武取笑；以此论证古代人的管治方式不会再为后来世代的人采用。他再以此作模拟推论，古今世道不同，如果仍称颂尧、舜、汤、武、禹等先王治国之道而用于今日，根本不可行，一定为新的圣人取笑。他认为圣人并不希望学习古人的做法，也不追求一种永远可行之道，而是要因应当世的需要采取措施。后面韩非再加一个寓言，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守株待兔」，讥笑主张复古，「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就像等待兔子而不做事的农夫，固执而可笑。
文章第二段再从人民实际的生活情况做分析。韩非指出古代地广人稀，资源充沛；因此，人民根本不用相争，也毋须以赏罚制度来管治人民。发展到韩非的世代，因人口增加，资源就显得匮乏。人民费很大劳力但得到的供养微薄，于是大家会有纷争，即使用加倍的赏罚仍不免有动乱。可见古今社会状况不同，不能用同一套方法去管治。这与现代社会学所提出的人口论、物资分配等说法相近。
文章第三段分析儒家所主张的「法先王」不值得推崇。韩非举出两位为人熟悉的古代贤君尧和禹，分析他们的生活和际遇。尧虽然是天下的王，但以当时的生活条件，他的待遇和战国时代的守门吏卒差不多。禹虽然是天下的王，但他为了治水，长年累月扛着农具工作，劳苦跟奴隶差不多。韩非认为，古代所谓禅让（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只是要摆脱这种类似守门人和奴隶的生活而已，根本不值得赞扬。再看当世的县令（一个小官），一旦身死，他的子孙世代都可过着奢华的生活，因此人们都看重官位。由此去看辞让这回事，人们轻易辞去古代天子之位，但难舍今日县令之位，其实是因为所得的厚薄有异。韩非在下面再举一些生活实例：居住在山上而要跑到谷中汲水的人，每到节日会以水作为馈赠的礼物；而住在沼泽苦于水患的人，要雇人掘地把水排走。因此在饥荒的岁月，自己的亲弟弟也不能供养；在丰收的岁月，对关系疏远的客人也会供应食物。这并不是因为要疏远亲人而关爱过客，而是因为实际环境的物质差异。
韩非在反复举出古代和生活的例证后，最后得出结论：古代的人乐意交换财物，并不是有仁心，而是因为物资丰裕；今日的人经常争夺，并不是特别粗鄙，而是因为物资短缺。古代君主襌让王位，并不是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为天子势力薄弱，并不好当；当世的人争相仕于诸侯，并不是品德低下，而是因为做官势高权大。韩非认为当今的圣人应该从财富多少和权势厚薄来议论政事，因应世情而定，刑罚轻并不是仁慈，法例严苛并不是暴戾。总之施政原则是：情况因时世不同而有异，措施应适合当前时世的情况。
《五蠹》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因为儒家和墨家思想在当时影响极大，所以这篇文章花了很大篇幅针对推崇「先王之道」的儒墨学者，强调仁义之说并不合乎当世的社会需要。姑勿论我们是否赞成韩非的思想理论，不能否认他写论说文的技巧十分高超。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笔犀利，善于辨析事理，表现出一种严峻、峭刻的文风。他还善于利用记述历史故事和创作寓言来进行说理，形象生动。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节选自《五蠹》，也可看到这些特点。文中引述了大量自上古到中古，再到近古的历史事例，反复以对比论证和模拟推论的手法，一层一层地铺展分析，证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引导读者认同他的主张：「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再加上一个寓言故事「守株待兔」，以生动的比喻，让人明白一成不变的可笑。文章的思路非常清晰，铺排很有层次，是论辩的好楷模。
中国流传后世的经典散文，大多是以儒家观点出发。读《五蠹》这篇节选文章，让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法家的散文特色。后世儒家学者主导学术界，当然对韩非的言论大肆抨击。韩非生当乱世，在弱国随时有被吞并的危机下，很急切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他的政治观点可以说是实用主义，虽然在今日看来不免过于偏重短期的实效，未必是长治久安之策，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无疑是较切合治国者需要的。他的分析和论证，不少是因应当前的社会发展而论，有些接近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比儒家的散文更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