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

導賞

《五蠹》是韓非的代表作，文中抨擊當時社會上五種人，包括學者（稱先王之道的儒墨）、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游俠）、患御者（依附貴族私門的人）和商工之民，指他們是社會的蛀蟲（蠹）。《五蠹》全文很長，共有七千多字。這裏所選只是篇中最前部分，內容是抨擊第一「蠹」儒墨學者恢復先王之道的主張。
文章開始時，韓非用歷史發展進程來論證復古的不切實際，列舉了很多我們熟悉的古代人物。他們都為人民解決問題而被奉為聖王，包括上古時代的有巢氏、中古時代的鯀、禹、近古時代的湯、武。韓非指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如果在夏代搆木為巢和鑽燧取火，一定被鯀、禹取笑；如果在商周時代決瀆治水，一定被湯、武取笑；以此論證古代人的管治方式不會再為後來世代的人採用。他再以此作類比推論，古今世道不同，如果仍稱頌堯、舜、湯、武、禹等先王治國之道而用於今日，根本不可行，一定為新的聖人取笑。他認為聖人並不希望學習古人的做法，也不追求一種永遠可行之道，而是要因應當世的需要採取措施。後面韓非再加一個寓言，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守株待兔」，譏笑主張復古，「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人就像等待兔子而不做事的農夫，固執而可笑。
文章第二段再從人民實際的生活情況做分析。韓非指出古代地廣人稀，資源充沛；因此，人民根本不用相爭，也毋須以賞罰制度來管治人民。發展到韓非的世代，因人口增加，資源就顯得匱乏。人民費很大勞力但得到的供養微薄，於是大家會有紛爭，即使用加倍的賞罰仍不免有動亂。可見古今社會狀況不同，不能用同一套方法去管治。這與現代社會學所提出的人口論、物資分配等說法相近。
文章第三段分析儒家所主張的「法先王」不值得推崇。韓非舉出兩位為人熟悉的古代賢君堯和禹，分析他們的生活和際遇。堯雖然是天下的王，但以當時的生活條件，他的待遇和戰國時代的守門吏卒差不多。禹雖然是天下的王，但他為了治水，長年累月扛着農具工作，勞苦跟奴隸差不多。韓非認為，古代所謂禪讓（把天子之位讓給其他人），只是要擺脫這種類似守門人和奴隸的生活而已，根本不值得讚揚。再看當世的縣令（一個小官），一旦身死，他的子孫世代都可過着奢華的生活，因此人們都看重官位。由此去看辭讓這回事，人們輕易辭去古代天子之位，但難捨今日縣令之位，其實是因為所得的厚薄有異。韓非在下面再舉一些生活實例：居住在山上而要跑到谷中汲水的人，每到節日會以水作為餽贈的禮物；而住在沼澤苦於水患的人，要雇人掘地把水排走。因此在饑荒的歲月，自己的親弟弟也不能供養；在豐收的歲月，對關係疏遠的客人也會供應食物。這並不是因為要疏遠親人而關愛過客，而是因為實際環境的物質差異。
韓非在反復舉出古代和生活的例證後，最後得出結論：古代的人樂意交換財物，並不是有仁心，而是因為物資豐裕；今日的人經常爭奪，並不是特別粗鄙，而是因為物資短缺。古代君主襌讓王位，並不是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為天子勢力薄弱，並不好當；當世的人爭相仕於諸侯，並不是品德低下，而是因為做官勢高權大。韓非認為當今的聖人應該從財富多少和權勢厚薄來議論政事，因應世情而定，刑罰輕並不是仁慈，法例嚴苛並不是暴戾。總之施政原則是：情況因時世不同而有異，措施應適合當前時世的情況。
《五蠹》反映了韓非的社會歷史觀和政治思想。因爲儒家和墨家思想在當時影響極大，所以這篇文章花了很大篇幅針對推崇「先王之道」的儒墨學者，強調仁義之說並不合乎當世的社會需要。姑勿論我們是否贊成韓非的思想理論，不能否認他寫論說文的技巧十分高超。
韓非的文章說理精密，文筆犀利，善於辨析事理，表現出一種嚴峻、峭刻的文風。他還善於利用記述歷史故事和創作寓言來進行說理，形象生動。這篇文章雖然只是節選自《五蠹》，也可看到這些特點。文中引述了大量自上古到中古，再到近古的歷史事例，反復以對比論證和類比推論的手法，一層一層地鋪展分析，證明「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引導讀者認同他的主張：「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再加上一個寓言故事「守株待兔」，以生動的比喻，讓人明白一成不變的可笑。文章的思路非常清晰，鋪排很有層次，是論辯的好楷模。
中國流傳後世的經典散文，大多是以儒家觀點出發。讀《五蠹》這篇節選文章，讓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法家的散文特色。後世儒家學者主導學術界，當然對韓非的言論大肆抨擊。韓非生當亂世，在弱國隨時有被吞併的危機下，很急切要使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他的政治觀點可以說是實用主義，雖然在今日看來不免過於偏重短期的實效，未必是長治久安之策，但在當時的局勢下，無疑是較切合治國者需要的。他的分析和論證，不少是因應當前的社會發展而論，有些接近社會科學的角度，對現代讀者來說，可能比儒家的散文更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