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导赏

有关本文的主旨，张心澄《伪书通考》谓：「战国时游说之风盛，往往以布衣而取卿相。对于游说之方法，自应研究有素，方足以出而应世。故辩论之学，几于各家皆讲求。非希见用于世，自未能免此，非亦游说者之一也。史迁谓『非为人口吃而善著书』，其研究所得游说之难，笔之于书，曰《说难》。」张氏将此文视为正面游说技巧的文章，认为韩非希望用于世，故专研游说之术，有所得而写成文章。这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意见。王珏、胡新生在《试论〈韩非子‧说难〉的反讽性质》（载《东岳论丛》2005年5月，总第26卷第3期）一文中提出相反意见，认为此文「通过对君主心理的细致刻划，说明传播法术学说的艰难与危险，是一篇宣泄激愤和批判现实之作，其中教导游说者如何谄媚君主以求宠幸一节文字，纯系反讽而非正语。」又认为韩非要传达的意旨是：「『所说之心』永远不可捉摸，喜怒无常的当权者难以理喻，游说者为虎狼说法，时时『身危』，处处『身危』，不死实是侥幸。」又说：「涉及这个话题（指游说），韩非作为游说的失败者本没有正面的心得可谈，也根本不会有认真宣扬游说秘术的心绪，他唯一可能的响应就是将积压已久的愤恨转化为冷嘲热讽，用说反话的形式对『乱主暗上』及其宠幸者施以更猛烈的攻击：当今之世要想游说成功，必须先学会谄媚和无耻，不到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之日，就永远没有法术之士得志之时。」足见王、胡二氏是认为韩非虽以游说技巧为论辩主题，但本意却是反讽。其说亦有一定道理，但就本文内容而论，言及游说之难及技法之处极多，而且相当详尽，我们不妨作为正面论述游说技巧文章来看，况且韩非作为游说失败者，就正正是以此文作为经验总结，以反思游说技巧的，其纵有反讽成份，亦有益于法家的游说后学，故我们即使如张心澄般将此文看成是正面阐述游说技巧之作亦不为过，韩非以此立说，著书以益后世，这亦是一个合理推断。
韩非文章向以结构森严，论证精辟见长。清人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三中对此评论甚精，兹引如下：
题目是个「说难」，通篇拿定「难」字，层层洗发。第一段以游说之具在我，虽难未难引起。第二段谓无当于人当之心则求合难。第三段谓偶有触犯则避害难，且既不相投，则见信难。第四段谓游说之术在于明人主之得、讳人主之失，使无所拂，而后可言；宽为期，而后可尽。如尹、奚不辞庖、虏，蒙耻周旋，尤难之极也。第五段引邻父、关其思不善处知，明迎合之难，为第二段、三段实证。第六段引卫灵公爱憎之变，明要结之难，为四段实证。末段以龙为喻，婴鳞是戒，惟恐不免，总极写其难处。看来游说之术，从未有如此之描写曲尽者。
林氏对本文结构作了一简洁精准之勾勒：认为通篇扣着「说难」之「难」字发挥。第一段（林氏分段之方法与前面原文所示不同）由开首至「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是全文引端，以「游说所具备的条件虽难掌握，但并非最难」引出话题。第二段由「凡说之难」至「此不可不察也」，带出「未能揣摩中人主的心意而迎合之的话，就难与人主相合」的中心论点。第三段由「夫事以密成」至「不可不知也」，本段指出两个重点：一，偶有触犯人主忌讳就难免身遭危难；二，如果人主对游说者的恩惠未深厚，论见就难于为人主所相信。第四段「凡说之务」至「此说之成也」，指出游说之术在于洞悉人主引以为傲的地方，而避免触及人主避忌失意之地方，如果能做到与人主之意不拂逆，那就可以向人主进言；过了很长时间，就可向人主尽言而不会获罪。这就是游说成功了。作者并以伊尹、百里奚不以厨师、奴隶之遇为耻，而接近人主，这是最难之处。第五段自「昔者郑公欲伐胡」至「此不可不察」，林氏认为韩非此段是引邻父、关其思的事来说明他们不善处知，用以说明迎合人主之难并以此呼应第二、三段，作为此两段论见的例证。第六段由「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至「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引卫灵公对弥子瑕爱憎之变来说明交结人主之难，并为第四段明人主之得、讳人主之失作例证。最后一段是「夫龙之为虫也」至文末，以龙为喻，以不要撄人主逆鳞为戒，总写说人主极难。从林氏分析可知，韩非此文结构严谨、环环相扣，将游说人主之「难」论述得透彻非常。
若从游说技巧角度探绎此文，本文实在列出了不少重要之游说原则，刘永凯《评韩非子的〈说难〉》（《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1卷第4期，2000年10月）一文则将之归纳成为五条：一，韩非提出了说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知识、口才、胆量。二，韩非指出说者洞察人主的心理是进言成功的关键。三，韩非提出与人主建立良好的私交从而取得人主信任是说者进言成功的前提。因此，要想得到人主信任，就必须成为他身边的人。四，韩非指出了能给进言者带来危害的七种错误的进言方法及八种应该竭力避免出现的情况。其中最重要一点是进言者在言谈中不能涉及到人主不愿为人知的秘密。韩非并分析了无意中涉及人主不欲人知的秘密（所匿之事）的种种情况：第一种是人主表面上想要做一件事，而实际上想借此来达到另一目的，说者却卖弄小聪明把这一目的说出。第二种是说者为人主规划某一件事时，却合乎人主想借此达到的另一目的，有人将人主的心意泄露了出去，人主必然怀疑是说者所泄。第三种是说者与人主的私交尚浅，但同人主说话时却显得对人主了解得非常清楚，人主必然会怀疑说者刺探他的秘密。韩非还提出，知道了秘密却要装着不知道，这才是大智若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说者。五，韩非提出了正确进言的方法。这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者没有与人主建立私交取得人主信任的阶段。此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即说者要懂得怎样来夸张人主自以为得意的方面，而掩盖人主认为可耻的方面。二是说者要懂得怎样巧妙地把功劳让给人主。韩非的方法是「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即如果人主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办一件事，说者就要替他举出同类的另一件事，多方面替他考虑，使他从说者处取得很多解决方法，而说者却装作毫不知情，使人主误以为此办法是自己想出来，人主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第二个阶段是说者与人主的私交已经很好了，人主对说者已经充分信任，这时说者就可以在人主面前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还可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主的不足，帮助他匡正自己的缺点，这样说者就能够成功了。也就是「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的境界。
以上主要分析此文的内容、布局部分，若从艺术技巧言之，本文亦相当有特色。首先是建立了议论文之完整规格，刘永凯《评韩非子的〈说难〉》一文中引到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论到先秦议论文的发展时的说法：「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刘氏又云：「《说难》一文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写法奠定了后世论说文写作的基础。」换言之，韩非此文先提出游说之难处在探中人主的心理然后迎合之的问题，然后分析各种游说的难处和危险，最后提出完整的游说方法，文末还以事例作补充论证。后世的论说文章大抵都超越不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三个规格和步骤，这可算是论说文之典范之作，亦是韩非的代表作。
第二艺术特色是论据后置的论证方法，本文最后两段用了关其思、邻父及弥子瑕两段例证，前二者用以证明他们不善处知，以说明迎合人主之难，弥子瑕之例子以说明人主之多变及交结人主之困难。这三个例子都是置于文章末二三段的（此以林云铭之分段方法），这是韩非写文章的独有写法，将论据置后，其妙处是与前文呼应：如林云铭所言，第五段是呼应第二、三段，为之实证；第六段呼应第四段实证，如此就能形成起伏照应之势，使文章首尾相贯，转折多姿。兼且此几个例子独置于后，使人记着历史教训，并以之作结，让事实说话，引发读者深思，令人印象深刻。
第三点艺术特色是本文运用了富于气势的排偶句法。先说排比，文章开首「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之句，一口气说出游说之三种条件，极具气势，用于文章开首可谓起句挺拔。「夫事以密成」至「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一段，可视为一组一连七句之排比句，讲了七种游说者身危之情况，虽然字数不同，但句式一致，产生一种慑人气势，目的是造就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将欲游说者及读者警醒，句法与文意密切配合。文章的对偶句法亦多：「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之长句与下面「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之长句是宽对，使人很容易会将两种游说的情况对看并观，加强文意表达。「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及「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还有「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等都是各自两两成对的扇对，使人主多疑难相处之特点双双对对地展现出来，笔势流畅。本文还有排比及对偶兼用的情况，如「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如此运用，予人论辩精密、滴水不漏的感觉。
本文在技巧上的第四个特点是善用各种修辞法，除上述句法部分提到的排比、对仗外，文章还用了对比修辞法。如「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以游说简约和游说琐细、旁征博引两种风格和人主的反应作对比；而「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又以略言其事和高谈阔论两种游说风格和游说的结果作对比，将与人主相处之难从对比中穷尽于读者之前，甚具说服力。又如「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以受人主爱护和憎恨两种情况及结果，说明游说者须细察人主之爱憎然后才游说的道理，对比鲜明、言简意赅。文章又善用比喻修辞法，如文末「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之句，就是把人主比作龙，说他喉下也如龙般有倒鳞，游说者能够不去触犯之，那么游说的工作就成功了，否则就如触碰龙之逆鳞一样，会有杀身之祸。将人主君心难测、爱憎易变以及游说的危险性，比作龙喉下的逆鳞，比喻非常贴切。